1956年，毛泽东在《论十大关系》和《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》中都指出，学习苏联不能盲目地学，不能照抄照搬，必须有分析、有批判地进行学习；应该通过学习国外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，从而创造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、中国自己的东西。1956年5月，陆定一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报告会上指出：“学习苏联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，采用教条主义机械搬运的方法会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。”②《人民教育》1957年7月号发表《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》的笔谈，阐述了孟宪承、萧孝嵘、胡守菜、高觉敷、左任侠、杜佐周、廖世承、欧元怀、张耀翔、张文郁、陈科美、沈白英、李伯棠等学者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意见。有学者认为，我国教育科学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学的“中国化”,只是简单地从苏联的教育学教科书中学习教育学，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达到先进水平。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，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学中也有进步的成分，我们不能仅仅学习苏联教育学，也应该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情况；与此同时，还要批判地继承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家们的教育遗产。①